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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版第1633期

国家与地方祠祀的关系，一直是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重心之一。如唐宋以来朝廷与地方社会围绕神灵赐额、加封的互动，官方对民间淫祠的打击等，相关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但学者们讨论的国家，多指朝廷或地方官府，论及某位皇帝与地方祠祀（尤其是具体的民间祠庙）关系的成果则相对较少。毕竟皇帝深居九重，很少御驾亲临地方祠庙，或与某个祠庙发生直接的关联，无论哪一种形式的皇帝在庙，对于神灵和地方社会来说都是无上荣光，可能会留下久远的记忆。从地方文献、民间传说对皇帝在庙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窥知地方社会各种力量运用国家象征资源的方式，探讨地方社会的皇权观念，以及皇权对于民间信仰之意义。以下即以明初的朱元璋题祠山御诗故事为例来讨论这些问题。

故事中的祠山，位于今安徽省广德市西郊的横山，山上有张王（名渤）的祠庙，该神从唐末五代兴起，在宋代曾盛极一时，成为江南地区的民间大神，宋末元初民间有“祠山张大帝，天下鬼神爷”的说法。朱元璋题祠山御诗的故事，据传发生在元至正十六年（1356），对于明清时期张王信仰的发展、传播起到关键作用，广德地方文献，如州志、祠山庙志皆将之置于显要位置。今存最早的祠山庙志，即明宣德八年（1433）本《祠山事要指掌集》（以下称《指掌集》），卷首便是明太祖的御制诗和罗汝敬所撰《御诗碑记》；清刻本《祠山志》也将御制诗放在全书所收诗作之首；而明清的《广德州志》则将之作为历史事实来叙述。直到现在，苏皖浙一带的张王信众中仍流传着朱元璋驻跸祠山庙的各种故事，并成为广德周边地区的祠山大帝信众赴祖庭朝香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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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朱元璋御诗的来历并非没有疑点，周瑛在成化七年至十六年（1471—1480）任广德知州，写了一部《祠山杂辨》，其中有一篇名为“御题辨”，专辨御诗之不可据：

旧庙壁有诗一首云：“天下英灵第一山，白云为阙石为关。高台近斗当空出，老树如龙挟雨还。兵革累经香火旧，鬼神常护道人闲。从军幸得来瞻此，挥指干戈动笑颜。”前道正臣王玘自谓我太祖高皇帝取宣州日幸本山赋此，尝请宣宗朝欲立石。今知州臣周瑛敬辨其非是。盖太祖高皇帝才如天授，间有所述作，皆断自宸衷，不假模仿他人，其言皆简劲切直，自成一家。且《御制文集》有诗百余首，未尝录此。以理推之，疑当时从军者为之也。故其诗结句有曰“从军幸得来瞻此”，不知王玘当时何据以为御笔。

周氏根据诗句的语意、风格与朱元璋的诗作不同，加之太祖《御制文集》不载，判断祠山庙壁的朱元璋诗并非御笔。朱元璋的《御制文集》最初刻于洪武七年（1374），凡五卷，今不传。又有明初三十卷本和嘉靖、万历二十卷本，周瑛所见御集有诗百余首，或为三十卷本。今人胡士萼以万历本为底本，遍校诸本，整理出版《明太祖集》，没有收录广德流传的这两首御诗。但万历年间编成的《明太祖御制集》已将二诗收录在内，与广德地方文献所载御诗文字相同，这或许说明朱元璋题祠山御诗被朝廷承认也有一个过程。周瑛于成化七年任广德知州，距御诗第一次立碑（洪熙元年，1425年）尚不远，他的《祠山杂辨》当时很有名，居然直斥御诗是伪作，应该有相当的自信。不过，文风毕竟是确定诗文真伪的参考指标，明太祖《御制文集》《御制集》也有失收、错收的可能，御诗对明清祠山信仰影响甚巨，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御诗的来历做一点考察，分析御诗传说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对祠山信仰的影响。

一、御诗的传说与御诗碑的建立

最早著录朱元璋题祠山御诗的文献为明宣德八年本《指掌集》，将之置于卷首的开端，仅七律一首，题作《太祖高皇帝御制诗》，即周瑛所引题于庙壁者，后附《祠山感应灵签诗》七绝一首：“提师出战遂收降，谈笑兴戎坐正邦。兄弟得恩全借力，子孙永远保安康。”当是传说中朱元璋所卜得的签诗。万历二十年（1592），濮阳椿刻《祠山事要》，已收录两首御诗，置于卷首的序、记之后，前一首改题《太祖高皇帝幸祠山诗》，签诗被《太祖高皇帝幸横山诗》所取代，这一做法为光绪十二年（1886）的《祠山志》所沿用。另一个系统为州志，最早见于嘉靖十五年（1536）的州志，御诗由《指掌集》的一首变为两首，分别题作《幸祠山诗》《幸横山诗》，此后的州志都照录未改。

关于御诗的来历，各种文献的说法也不一样。最早谈到朱元璋撰御诗缘起的是罗汝敬所撰《御诗碑记》，撰于洪熙元年四月，记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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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太祖高皇帝肇造区夏，神天协赞。岁丙申（至正十六年）之六月，师渡江东。驻跸山下，辄诣祠卜之，得“四海和平”之兆。圣衷知神之厌乱，天下生灵将得所依归也，明日赋七言诗八句以答神贶。

朱元璋率兵驻扎在祠山下，谒祠山庙卜得吉兆，赋诗一首答谢神灵的预言，并无细节，这是御诗传说的最早版本，载于《指掌集》卷首。记文还说，御诗题于祠山庙，永乐十九年（1421）冬，吏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蹇义奉诏巡抚畿内郡县，至南直隶广德州，“即躬谒祠下，求宸翰所在。昭德宫住持道士臣陈承祖具陈其故，且谨诵之，遂俾坤泰勒之石，而亭以覆之”。但是罗坤泰并未照办。直到四年之后的洪熙元年二月十日，广德州道正司道正王玘上奏朝廷，请求“自备工料，将御制诗文刻之于石，立亭覆盖，以传永久”，二月十二日获圣旨：“准他说。礼部知道，钦此。”地方的行动十分迅速，四月中旬御诗碑亭竣工，由罗坤泰的弟弟、赐进士翰林侍讲承直郎兼修国史罗汝敬撰写碑记，征事郎中书舍人朱廷晖书丹，从仕郎吏科给事中凌晏如篆额，这些行为都带有很强的官方性。

罗汝敬、盛希年的碑记，加上后来刻石立碑的王玘奏章，是御诗和御诗碑最早的记载，相互之间颇有异同，有三个疑点需要讨论：

一是朱元璋驻跸祠山、题御诗的经过。罗碑称太祖驻跸祠山在至正十六年六月，先到庙中卜签得“四海和平”之兆，有预示天命的含义，次日“赋七言诗八句”。盛记说太祖“方当定鼎金陵之际，尝亲帅六师，贲于祠庭，神吉签言允”，太祖到祠山的具体时间不明确，也未提到赋诗之事。王玘奏章说太祖“调兵征宣州，驾幸本山昭德宫”，前一晚“夜梦神签有‘来降’之兆”，次日祷于神，所得神签与梦相符。“未几报捷，宣州已降”，遂赋诗以赞神休，王氏还进呈了御诗诗文和原降神签。

显然，三者对求神过程、签兆的叙述都有细微差异，只有罗碑提及御诗具体情况，明言“赋七言诗八句”，仅一首御诗，即今存两首诗之一的七律。罗碑和王玘奏章所称太祖驻跸祠山的时间与其他文献也有出入。据《明太祖实录》《纪事录》《明太祖御制诗文集》等所载，至正十六年六月乙卯，“元帅邓愈、邵成、总管汤昌率兵攻广德路，克之”。朱元璋并无离开金陵的记录。次年三月八日徐达等攻克常州，朱元璋随即移师进攻宁国，在久攻不利的情况下，他亲临城下，指挥作战，四月二日城陷，降朱亮祖。可见朱元璋不可能在至正十六年六月亲临祠山，也不会出现在祠山庙获宣州捷报、赋诗谢神的情景。如果朱元璋曾驻跸祠山，大约是至正十七年（1357）三月。由于《指掌集》首载御诗和罗碑，其说法被嘉靖《广德州志》所采用，此后的广德地方文献都未加考证，直接将朱元璋驻跸祠山的时间定为至正十六年六月（或曰丙申六月）。

二是蹇义出巡与御诗的关系。蹇义为巴州（今重庆巴州区）人，洪武十八年（1385）进士，在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前基本在南京任职，并长期辅佐皇太子监国。如果蹇义早知太祖亲题祠山御诗的存在，应该清楚国初卜得“四海和平”之兆的重大意义，而朝廷对御诗一直无任何保护措施，地方官员也不闻不问，长达70多年，任由它在殿壁“岁久漫漶，不可复辨”，似乎不合常理。所以，蹇义“求宸翰所在”可能是事后的追记重写，是从祠山庙道士或广德本地人士那里获得的信息。

三是立碑的时间。《指掌集》将罗碑系于洪熙元年四月既望，与盛希年埋藏会碑的时间一致，但后来的《祠山事要》《祠山志》皆作“时永乐二十一年岁在癸卯春二月既望”，《祠山志》的碑文后还有立碑人的系衔：奉敕巡抚官资政大夫吏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臣蹇义，赐进士出身奉训大夫知广德州事臣罗坤泰。二书的编纂者不加考证，特意将立碑时间从洪熙元年前移至永乐二十一年，一下子提前了两年，有利用蹇义提升御碑可信度之嫌。王玘在洪熙元年初的奏章中还说，要自备工料立碑，这说明不可能有永乐二十一年立碑之事。况且，蹇义在永乐二十年返京，已完成巡抚任务，九月丙寅入狱，次年二月十一日才被释放，列衔于二月十五日新立御诗碑记，也不合情理。

其实，如果将御诗碑置于明成祖末年政局嬗递的大背景中的话，我们发现御诗和御诗碑的出世可能是有玄机的。永乐十九年四月八日，三大殿火灾，化为灰烬，明成祖诏群臣直陈阙失，反思“于敬天事神之礼有所怠欤？或祖法有戾而政务有乖欤？”随后派蹇义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这是蹇义到广德拜谒祠山庙的背景，庙中的道士和广德的地方人士对京城的动向应该有所了解，遂有蹇义入庙见到御题祠山诗的故事。碑记称蹇义立即下令地方官为御诗树碑，值得怀疑。因为立碑建亭并非大工程，地方官不可能延宕到次年秋还没有行动（如果将蹇义在九月罢官入狱的因素考虑进去）。此外，蹇义是朝廷重臣，以谨慎著称，不可能因为听了一位道士的话，就对来历不明的“宸翰”信以为真。永乐二十二年（1424）八月，明仁宗即位，朝政一新，并在大臣们的建议下有移都南京的想法。王玘在次年二月的奏章中说，将御诗刻石立亭，目的是“上以彰太祖高皇帝之受命，下以昭真君之效灵灵”，显然顺应了朝政的变化，应该有其政治考量。

耐人寻味的是，王玘提出以个人身份“自备工料”为御诗刻石建亭，背后是否有地方官员、地方士人的支持已不可知，后者不出面，或许说明他们对御诗的来历并无足够自信。州志收录有一首地方士人钱鲁南可能写于洪武末年的诗，其中提到明太祖御诗，似乎又说明道士不是空穴来风。但文献记载的歧异，御诗在广德祠山庙中的保存状况，由道士而非地方精英、官员出面来争取朝廷承认御诗，都令人怀疑御诗的来历，周瑛敢于质疑也可能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至于御诗收入万历《御制集》，可以理解为最终得到了朝廷的承认，但并不能消除对它的怀疑，毕竟《御制集》也有明显误收的例子。

此外，在整个明代，朝廷对广德的祠山祖庭既没有赐额、加封，亦无修建祠宇或降香祭祀，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滁州柏子潭龙祠。至正十四年（1354），朱元璋攻取滁州，秋间遇大旱，有赴柏子潭龙祠祷雨之举，甘霖大作，洪武六年（1373），有旨建祠宇，改封为柏子龙潭之神，后来朱元璋亲撰《祭柏子潭龙文》《神龙效灵赞并序》《柏子潭神龙效灵碑》，叙述祷雨的灵异，又命有司于柏子潭侧建亭铭记其经过，《太祖实录》也记载了朱元璋祷雨柏子潭龙神事。陈学霖曾以《太祖实录》为中心，勾辑神化朱元璋的资料，包括朱元璋诞生的神异、早年奇遇、参加军旅征讨四方所遇见的各种瑞征祥异等，一一追溯其史源，认为这些故事是史官刻意塑造太祖神化形象的行为。但奇怪的是，朱元璋驻跸祠山，卜得天命所归的吉兆，甚至庙中还保存着他亲题的御诗，这么有利于宣传“君权神授”的故事却不见于《太祖实录》，或许可视为御诗传说后起的有力旁证。

二、重塑地方历史与祠山庙的信仰空间

前述御诗传说和御诗碑事件的主要推动者是道士，地方官员是其支持者，还有一股力量是地方士人，三种力量的持续推动，使御诗逐渐成为祠山信仰和广德地方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断改变着祠山庙的信仰空间。

王玘的奏章使御诗获得朝廷默认后，地方官反应迅速，立即将御诗刻石立碑，无疑是御诗传说的关键一环。次年，广德地方人士胡廙又将王玘的奏章刻石，使之成为御诗合法化的证据。胡廙是明初广德最著名的人物，家住祠山庙附近，一直是祠山的信众。永乐中任给事中，升右副都御史，谠直敢言，宣德七年（1432）任福建参政，赴任前夕率诸子斋宿于昭德宫，住持道士盛希年、道官王希本率道徒对其虔诚信神表示感谢，并请他“抄誊太祖高皇帝御制诗文即今立碑故事，珍藏箧笥。敷政之暇，同将是集翻刻于板，载归庙宫，以昭灵迹，岂不为将来者之有所征乎”。次年，胡廙重刻《指掌集》，将御诗置于全书之首，以文本的形式将御诗的传说固定下来，成为此后御诗传说的来源。

不过，此后地方官员、士人对御诗似乎不够重视，御诗碑起仆不常，嘉靖州志首次将御诗的写作置于地方史的时间坐标点。编纂者邹守益在序中说：“是州虽小，高皇帝尝临之矣，天戈所指，有创造之勤焉。云章所颁，有昭回之光焉。优诏所恤，有蠲复之惠焉。” 称颂太祖赋诗祠山，与日月同辉，并批评“旧志”对此的忽视。邹守益在嘉靖三年至五年（1524—1526）曾任广德判官，是嘉靖志的主纂者之一。“旧志”当指弘治《广德州志》，州守范昌龄修，大约在嘉靖州志之后散佚。据光绪州志，范氏的任期大约在弘治十五至十七年（1502—1504）左右。可见，在弘治年间，地方官员并未完全将明太祖御诗视为地方信史，至少未将之当成广德地方史上的大事。嘉靖州志在几篇序中都对御诗特别强调，将之作为广德地方历史特殊性的重要因素，还在艺文志部分收入御诗和地方官、士人的和诗有26首，这一做法也为后来州志借鉴。

州志还有意识地增添御诗的关联内容，既增强其可信度，也希望使御诗与广德产生更紧密的联系。比如，州志的序和《贡赋门》都将朝廷免除广德赋税与明太祖驻跸祠山联系起来；《祠宇门》的“祠山庙”条下，要特意注明：“高庙提兵至广德，幸其祠，掣签得‘天下和平’之兆，诗以赠之，特赐真君封号。岁遣中官进香，因扰民遂罢，改春秋二祭。”然而，从《明太祖实录》所载洪武年间蠲税记录来看，广德是作为太祖“渡江开创之地”，“兴王之地”，或“京师辅翼之郡”，与应天、太平、镇江、宁国、滁州、和州等地一起减免税粮的。加封真君，中官进香，都是祠山信仰在南宋时期的荣光，应该是州志作者挪用了历史资源，为免露出破绽，特意用“因扰民遂罢”以掩饰。州志还提到一位明太祖在广德的见证者：

濮诚，旌孝都人，膂力过人，高庙起兵，道经广德，诚从麾下，有功，封山西大同卫千户，后谪松江府金山卫百户，今世袭焉。

到了万历州志，又说“高皇始幸时，则有汤达之、濮阳成快睹从龙”。见证者变成了两人。濮阳成即嘉靖州志的濮诚，万历州志的作者编了一个神奇的故事：

濮阳成，字子义，旌孝都人。沉毅有远志，膂力绝人。明兴，乙未（至正十五年）八月，高皇帝义兵度采石，寻至广德，驾幸祠山。时公年尚童，潜伏殿阁以觇。上仰见人影，命射之。应弦取矢不能害，疑其为刺客，更命举火焚之。道士以神应辞，得免。后兵往宣州，大阅，公从焉。试射角力，充汤二元帅下百户。历随耿元帅、邵同佥有拓地克贼功，升授千户，复缘事充广德翼小旗，后以累立战功，升总旗，寻升大同卫百户。其子珉袭职，改隶金山卫，受钦赐流官职事，得赠成昭信校尉。

濮阳为明清时期广德大姓，一直是各种地方公共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如祠山庙的修建、庙志的刊刻等。在这段叙述中，濮阳成作为广德地方人士，还是广德最重要的宗族成员之一，成了朱元璋驻跸祠山的见证者。这是一个漏洞百出的故事，但在此后的州志中却一直被保存下来，因为其可以强化皇帝在庙、皇帝在州的传说，也说明地方官员、广德士人有意识地将御诗故事与地方社会结合起来，改变一直以来由道士控制御诗传说的状况。

当御诗故事成为一种地方资源时，佛教人士也注入其因素，万历年间，僧人慧容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我圣祖龙飞时，登礼斗台，览周胜发浩歌，称真胜境。随祷祠山，得第一签，更庸作歌，称“天下英灵第一山”云。先是，横山上下各有寺，诸僧怯风寒，多安下寺。禅师智通独居上寺，日诵《法华经》，成罗汉。圣制所云“悟透关”者，疑即其人与？

将御诗与禅师智通直接对应起来，暗示太祖赋诗前对其有所了解，使御诗故事中佛教亦在场。

当然，另一个强化皇帝在庙的更为直接有效的办法是使御诗走进祠山庙的信仰空间，这个过程有些复杂，需要做一点考证。

如果不考虑真实性存疑的祠山殿壁“宸翰”，洪熙元年四月的御诗碑是御诗首次以实体形态出现在祠山庙的宗教空间之中，其位置应该在广惠殿之前，是祠山庙的核心区域。成化元年（1465）夏，陆凤任广德知州，三日后谒庙，“拜观宸翰，碑被燹残，不堪传示。于是命工立石。举实成文，书迹已泯”。御诗碑似遇火灾，碑文难识，陆凤重新立石。嘉靖初，知州张邦教建亭覆之。隆庆六年（1572）知州钟振重刻诗碑，建亭。万历九年（1581）知州方沆颜曰“天语亭”。道光二十四年（1844）重刻的《祠山事要》依据的是明万历二十年（1592）的本子，书首绘有一幅“殿景图”，从大殿至主殿的中轴线，依次为：山门（门额为“英灵第一”），“神圣开天”“威灵洞府”两道牌坊，宸翰楼（两层，上有近斗阁），“江南福地”牌坊，广惠殿。此后还有乾隆五十七年（1792）州志、光绪州志和祠山志都有祠山庙图（见图1），祠庙中轴线的宗教空间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将山门改题为“第一山”，宸翰楼改题近斗楼，将御碑前移，单独修建了“天语亭”。江南福地，化用罗汝敬碑中“广德福地”一语，而清末加封祠山为灵佑之后，又将江南福地牌坊的空间改造为“灵佑殿”，以彰显皇恩浩荡。

祠山庙中轴线的核心当然是最后的广惠殿，是信众祭拜祠山大帝的空间，信仰的中心区域，但前面的区域都是信仰合法性的表达，具体表现为御诗、诏敕形式的皇帝在场。

祠山庙信仰空间的中心区域是合法性与灵应的结合体，是围绕“幸祠山诗”展开的，其主要推动力量是地方官员。祠山庙信仰空间的另一个区域位于横山峰顶，“幸横山诗”与之相关。该诗最初立碑的时间已不清楚。史料中提到两次立碑：嘉靖三十六年（1557），荆溪的信众陈前来进香，发现山上有碑，“岁久荒颓，仆置于地几百年，未有能起者”，与道士吴世轩等人倡议募捐立碑。万历十二年（1584）知州陆长庚祈雨有应，在山顶的草丛中发现覆碑，在明教禅院僧人慧容的大力推动下，陆氏捐俸，广德地方人士捐资，碑亭得以重立。横山诗碑的位置，据万历州志，当在观音殿前，该殿是在这次立碑活动中修建的。这两次立碑，前者纯粹是信众和道士们的自发行为，后一次工程还包括礼台斗的重修，有知州和地方官吏参与，主要依靠的却是“耆民濮阳佃、葛珂、沈科、王伋、戈守元、周桐、时标、王宪、濮阳倅、葛铭等督率之”，前去请王世贞、濮阳涞撰写记文的也是这些人。他们来自广德的主要宗族，或是地方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士，实际上负责了山顶的御诗碑修建，相较于广惠殿前的御诗碑亭，这里是祠山信仰空间的边缘地带，其行为却反映了释道人士、地方精英与皇权的良性互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地方官完全控制了祠山信仰空间核心地带的皇权象征，地方精英、释道人士、普通信众只能在边缘地带与皇权象征互动。上述祠山庙中轴线的各种建筑大部分是广德各种力量合作的结果，与御诗有关的近斗楼更是如此。所谓近斗楼，“因明太祖亲幸赋诗，取高台近斗之句而命名者”，同时结合了祠山张大帝礼斗的传说。从信仰空间来说，近斗楼大约在祠山庙中轴线的正中间，正殿广惠殿的正前方，这里也应该是信众聚集之处，殿外庭院是宗教仪式举行的场所，其南面正对着天语亭，作为皇权象征、信仰合法性的御诗是整个信仰空间的中心。

据《祠山志》、州志等文献的记载，最早的一次修近斗楼在成化十六年（1480），在明清张王祖庙的修建活动中，单独或包含近斗楼修建的至少有7次。这些修建活动多由地方官员以私人身份发起，或者在地方士人的劝说下由官员出面倡议，但是都由地方士人、道士、僧人来具体负责，捐助者包括广德和周边地区的信众，碑记中经常有这样的说法：“庙祝遍化十方”“颁示遍谕给簿劝助，人情欢悦，互相乐输”“人心不约而孚，踊跃乐捐”“诸绅耆募首及各捐户踊跃奉行”“阖郡士庶捐资重建”等。清末民初，祠山庙的各种祭祀会中还有一个宸翰楼排盖会，专门负责御碑相关建筑的维修。显然，近斗楼已经成为皇帝在庙的象征，也是各群体屡次修楼的动力来源，并成为各个群体合作的纽带。皇帝在这里的形象，既是高高在上的帝王，又与来到祠山庙奉香的各色人等一样，也是祠山大帝的一位信众。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如何做好股票配资。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佛教方志研究与数据库建设”的阶段性成果）

发布于：安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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