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投资交流平台 美联储压力测试留下不少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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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锐（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参加美联储2024年度压力测试的30余家大型银行在日前全部过关，美联储在随后发布的测试报告中指出，美国大型银行拥有足够的资本来承受高度压力的情景，即便是在经济极端衰退的情景下，这些银行也能够一如既往地正常开展经营活动，并不会给经济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同时压力测试全部通过的结果也充分显示了美国银行业具有较强的市场韧性。尽管如此，看似皆大欢喜的压力测试仍留下了一些待解的难题。

美联储所设想的压力测试情景框架中，既包括国际经济与世界贸易等重要指标，更包括国内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等核心要素，既涵盖货币市场利率等主要因素，也纳入了资产价格等关键因子，测试过程中，这些指标因素都会通过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传导路径对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产生重要影响，最终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则通过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CET1)、一级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一级杠杆率、补充杠杆率等指标显示出来，美联储便可借此甄别和评估未来九个季度在极端不利的情景下银行在资本水平、吸收损失能力以及收入和支出等方面的弹性力度。

总体来看，压力测试情景包括基线情景和极端不利情景两种，前者是指较大概率可能出现的情景，相应的指标设定水平与现实的差距不会太离谱，而后者产生的概率则小得多，只是所对应的指标状况更恶劣一些，尽管如此，美联储还是更侧重关注极端不利情景，通俗地讲就是已经想到了银行可能遇到的最坏情况，正因如此，美联储施与银行压力测试的指标严酷性远超现实水平。以最近三年而论，美联储设定的测试情景是：全球经济下降4%，美国GDP负增长5.9%，失业率升至10%，商业地产价格暴跌40%，房价暴挫38%，股市下跌55%等，按照历史经验，这些坏数据只会极少出现在经济严重衰退时期或金融危机高峰时段。

显然，银行接受压力测试，等于是将自己放在了最严酷的极端情景中，而在如此市场环境中还能够吸收损失并维持运营，尤其是还可以继续向家庭和企业提供足额信贷，说明银行并不存在让市场忧虑的风险，相反具备了强大的资本实力，而这样的银行也必然会赢得更多的拥趸与信任。更为现实的意义还在于，通过压力测试的银行可以按设想展开自己的资本支出计划，包括派发股息和红利以及回购股票等，这其中大股东以及银行高管所得到的丰厚回报不言而喻，不仅如此，通过回购股票，银行管理层的话语权也得到提升，银行的资产规模也获得了壮大。

资料显示，过去两年美国大型银行通过压力测试后对股东的年度分红都超过了1000亿美元，今年银行的盈利状态进一步改善，派息分红的力度自然不会弱于往年；另外，今年第一季度，美国最大的六家银行摩根大通、花旗、富国银行、美国银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回购了逾140亿美元的股票，较去年下半年的回购规模猛增73%，全年下来六家银行累计回购股票金额至少达到580亿美元，较过去两年大幅增升，而有了这些“模范生”的挑头领航，其他的美国银行也必然会开足马力抢上股票回购市场的“顺风车”。

当然，无论是派息分红，还是股票回购，银行也不可由着自己的性子来。通过压力测试后，银行须将自己的资本支出计划上报给美联储，美联储在拿着放大镜进行审查后，方作出最终裁决。对于测试结果完全达标的银行，美联储会在股息与红利分配、股票回购上给予完全放行；对于那些测试结果勉强达标的银行，美联储会对其资本支出计划给予“有条件批准”，若在规定时间内（通常为半年）满足了测试要求，美联储也会自动解除短期限制；对于那些严重弱于压力测试指标的银行，美联储会禁止分红派息，同时施与惩罚性措施，如强制性从外部注入资本并稀释原股东股权等。显然，对于美联储而言，作为手中所掌控的风险管理核心工具，压力测试可以让监管与测试结果实现紧密关联并确保监管的真实落地。

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对银行压力测试目前所依赖的主要标准来自于“巴塞尔协议Ⅲ”。金融危机后，为防范“大而不能倒”的道德风险，《巴塞尔协议》将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由原来的2%提高至4.5%，一级资本充足率由4%提高至6%；不仅如此，“巴塞尔协议Ⅲ”还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提出了附加资本的额外要求，即将G-SIBs分为1~5个档次，每个档次对应的附加资本比例分别是1%、1.5%、2%、2.5%及3.5%。美联储所谓的银行压力测试达标，首先就是指参试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须满足4.5%的基本要求。另外，基于压力测试的经验，美联储发布了《银行资本监管改革最终规则》，正式引入“压力资本缓冲”（SCB）概念，明确美国大型银行的普通股资本充足率=CET1+SCB+G-SIBs附加要求，其中规定SCB不得低于2.5%。

借助于以上立体性规定，美联储进一步实现了对参试银行的差异化资本监管，也就是说，除了重点关注测试后大型银行的整体资本充足率以及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外，美联储还会重视测试银行在其他重要指标如SCB、G-SIBs附加要求等指标的满足状况，这也就意味着，即便是测试银行测试后显示出的CET1或者整体资本充足率再高，如果SCB、G-SIBs附加要求等未能达标，也同样会触发美联储的分红派息政策禁令，这种不留任何风险盲点的监管无疑有助于提升银行业的整体健康水平。数据显示，经过压力测试，过去十年中，美国大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水平不断提升，尤其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平均得分由227上涨到了231。

看得出，无论是主导压力测试的美联储，还是接受压力测试的美国银行，都从测试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算得上是“双赢”，尽管如此，也不能称得上是功德圆满与万事大吉。按照《多德-弗兰克法案》，资产规模在1000亿至2500亿美元之间的美国大型银行须每隔一年（也可以在每年）开展一次压力测试，而资产规模在2500亿美元以上的大型银行必须每年接受压力测试，但问题是，最近两年接连引爆市场风险的又恰恰是美国中小型银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美联储压力测试中重点关注的一项指标即商业地产风险在中小银行身上呈现出了更大的敞口，而且像第一公民银行以及纽约社区银行等都是在收购了问题银行后资产规模便冲上了1000亿美元，只是来不及进行及时的压力测试就发生了“爆雷”事件。因此，如何从关注“大而不能倒”到警惕“小而不能倒”，将大型银行压力测试的成功经验移植到中小银行身上，成为美联储在监管层面需要破解的一道大题。

跟踪发现，美国大型银行截至今年已经历16轮压力测试，虽然参试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的意识以及预防风险的警惕性不断增强，但由此所接受的承压也非同一般，尤其是去年7月美联储等金融业主流监管机构发布了一揽子改革提议，意欲将资产规模10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再增加约16%，也就是升至4.66%的目标水平，此举引起了华尔街金融机构的集体反对，它们认为更高的资本金要求可能会增加银行的负担，提高客户成本，抑制贷款活动，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并削弱美国银行面对国际竞争对手的竞争力。当然，让反对者更加充满底气的是，今年参加压力测试的大型银行如过往一样集体达标，说明自身对风险具有足够的承受与分解能力，也无形之中增加了美联储提升监管力度的压力。对此，美联储是否会软化自己的强硬监管立场甚至最终“认怂”，无疑又是一道悬念。

最后回到压力测试的指标本身。那么严酷的测试场景，多达70个测试指标，看上去测试力度不可谓不大，覆盖程度不可谓不广，可即便如此，也算不上尽善尽美。一般来说，美联储每年会花几个月去设计并调整情景假设，但同时会碰到的一个必然结果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情景与指标设定成形时，看上去没有什么纰漏，但在压力测试之时，这些情景假设已经不再符合现实条件，甚至等做完测试时，实际情况却发生了逆转，而且美联储压力测试情景指标存在着较为普遍的低估成分，如2022年度压力测试中，美联储设定美国当年的CPI增幅为1.3%~2.3%，但实际CPI增幅最高达9.1%，全年涨幅也达到8%；再如，美联储2023年度压力测试设定的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0.9%，但实际情况是该品种的国债收益率在当年升破了3.0%，情景设置与现实的偏差直接影响了压力测试的有效性，故如何体现出测试指标的更大弹性，也是需要美联储在技术上进一步攻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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